第345章 窮人討公道為什麼這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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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社會的肌理中，“討公道”本應是每個公民平等享有的權利，可對於身處底層的窮人而言，這條路常常布滿荊棘。

討公道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場資源的較量，而窮人最匱乏的恰恰是資源。訴訟費用是第一道坎。即便法律規定了訴訟費減免製度，但立案時的案件受理費、申請財產保全的保證金、司法鑒定費、評估費等，對低收入群體仍是沉重負擔。

湖南婁底的一位師傅在工地摔傷腰椎，包工頭隻願賠3000元了事，醫生說後續治療至少要5萬。他想去做傷殘鑒定，光鑒定費就要2800元，相當於他三個月的生活費。

為了湊錢，他讓妻子去鎮上的鞭炮廠做零工，每天站12小時貼標簽，手指被膠水浸得發腫，才勉強湊夠費用。

江西贛州的一位大媽更無奈，兒子在工廠被機器軋斷手指，老板拒絕賠償，她去法院申請法律援助，雖然免了律師費，可做工傷認定需要的勞動關係證明、工資流水等材料，找工廠要了十幾次都被拒，最後托人送禮花了600元才拿到複印件。

時間成本同樣令人卻步。重慶一位農民工為追討被拖欠的1.2萬元工資，從工地到法院跑了7趟，每次都要坐4小時長途汽車，光車票錢就花了500多。

開庭那天正趕上農忙，他雇人收割自家的水稻花了800元，等拿到判決書時，算算各項開銷，幾乎等於白忙活。

安徽阜陽的菜農更慘，為了告批發市場克扣攤位費，每天淩晨3點收菜，早上6點趕去法院，折騰了半年，最後勝訴卻發現市場早已換了承包人，執行款至今沒拿到，地裡的黃瓜爛了一地沒人管。

河南周口的一位大爺種了三畝桃樹，被鄰村的羊群啃壞了半畝果苗，找放羊戶索賠時對方耍賴，他不得不騎車去鎮上法庭，來回20公裡路，輪胎補了三次，開庭時正趕上桃樹疏果，雇人打理又花了400元，最後判下來的賠償款剛夠抵這些開銷。

法律體係的專業性，對缺乏教育資源的窮人構成了天然屏障。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受哪些法律保護。雲南山區的苗族婦女被丈夫家暴了15年，直到去年村乾部帶著法律援助手冊下鄉，她才知道可以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此前她以為“男人打老婆天經地義”，每次被打都隻是躲回娘家待幾天。

貴州畢節的留守兒童在學校被高年級學生勒索錢財，奶奶發現他身上的淤青後，隻懂得去學校罵了幾句，壓根不知道可以報警追究對方責任。

甘肅平涼的一位大叔家的祖墳被修路隊挖了，他蹲在田埂上哭了三天，以為隻能靠“請風水先生驅邪”解決，直到駐村工作隊告訴他可以索賠精神損失，才敢去鎮政府討說法。

即便知道要維權，也難以應對複雜的程序。河南許昌的老漢在菜市場賣菜時被商戶推倒摔傷，想索賠醫藥費卻不會寫起訴狀，在法院門口蹲了三天，求著路過的大學生幫忙寫了草稿，又因為沒附病曆複印件被退回。

他拿著皺巴巴的材料蹲在台階上哭：“我連字都認不全，咋跟人家打官司啊？”

山東聊城的大媽更委屈，兒子車禍去世後，保險公司拒賠，她揣著事故認定書去法院，卻被告知要“先去做遺產公證”，跑了五趟公證處，才弄明白需要哪些親屬簽字。

山西呂梁的一位嬸子家的玉米被偷了兩千多斤，去派出所報案時，民警讓她“找三個證人寫證明材料”，她在村裡求了半天，沒人願意得罪偷東西的鄰居，最後隻能不了了之。

法律援助資源又嚴重不足，甘肅定西的一個縣城裡，整個司法局隻有1名法律援助律師，要負責全縣30多萬人口的案子，常有農民騎著摩托車跑幾十公裡來谘詢，卻被告知要排隊等兩個月。

新疆阿勒泰的牧民為了給受傷的羊群索賠，在零下20度的天氣裡等了三天，才見到從地區下來的法律援助律師，凍得發紫的手裡攥著用塑料袋層層包裹的證據照片。

四川涼山的彝族大叔，兒子在礦難中去世，企業隻給兩萬塊“撫恤金”，他想找律師卻發現縣城裡沒有律所，最近的律師在三百公裡外的市裡，來回車費要花掉家裡半個月的口糧錢。

在社會權力網絡中，窮人往往處於最邊緣的位置，維權時容易遭遇權力與資本的合謀。基層執法中的“選擇性執法”並不罕見。廣東東莞電子廠拖欠200多名工人工資，勞動監察大隊來了兩次都隻是“協調”，工人們發現廠長每天都給隊長送煙酒，最後不了了之。

山東淄博的建築工人帶著工友討薪時，工地方直接叫來派出所民警，民警指著他們的安全帽說：“再不散就按尋釁滋事處理！”

四川綿陽的一位大姐在拆遷時發現自家房屋評估單上的麵積比實際少了15平米，去找拆遷辦理論，主任拍著桌子說：“就按單子上的算，不服你去告！”她後來才知道，這家評估公司是主任的親戚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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